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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现实主义的乡土写作——听贾平凹吼《秦腔》的深厚体味

  新现实主义的乡土写作

  ——听贾平凹吼《秦腔》的深厚体味

  鹏 鸣

  贾平凹的《秦腔》自2005年出版后,就受到了极高的评价。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《秦腔》是“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。这部作品,非常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这样一个后改革时代的终结”。他说贾平凹不仅是中国纯文学“最后的大师”,而且也是乡土文学“最后的大师。”中年批评家李敬泽说:“这部小说极端地瓦解了我们目前为止的关于乡土写作的所有成规、想象方向,它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,是一部使我们非常吃惊的作品。”女作家范小青说:“也许《废都》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更特殊些,甚至更重要些,但《秦腔》是经典。”

  看罢《废都》,人们就在等待一部“废乡”。现在“废乡”终于以《秦腔》的名字出现了。这一说法引出一些笑意。

  《秦腔》并非是写戏台上的秦腔,而是要描绘一曲“秦人之腔”。在现代化、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,新一代农村正不可避免地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。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,它在小说里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,也是传统文化的表征,即使清风街上有那么多的人曾像热爱生命般地热爱它,但它仍然宿命般地走向衰败。《秦腔》表现了这种冲突,但并非剑拔弩张,而是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嬗变,而人有被裹挟到浪潮中的身不由己。

  贾平凹曾以《我是农民》给自己作了一个基本的定位,乡土是他诞生的摇篮。所以,他常常依托乡土风情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想境界,以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艺术目标,注重艺术性与审美性,追求民族化特色。在这方面,他与汪曾祺先生同出一辙。

  贾平凹说,对于农村、农民和土地,我们从小接受教育,也在生存体验中,形成了固有的概念,即土地养育了我们。当国家实行改革,社会发生转型,首先就是从农村开始,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,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时你到农村去,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,所以我在早期写《腊月·正月》和《浮躁》等,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写成的。但许多年过去了,农村停滞不前,出 现了更复杂的问题,农村又成了一块社会压力的泄洪地。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,像泼出去的水,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,来了也抓不住,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来,农民是一群鸡,羽毛翻皱,脚步踉跄,无所适从,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,他们在一步步从土地出走。我去过很多农村,对故乡的事更清楚,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在心头。我矛盾,忧患,又无可奈何,总想写写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。

  他说,如果慢慢去读,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,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,是否会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呢?

  秦腔唱腔,分欢音、苦音两种。贾平凹说,他在小说中所录的秦腔曲牌,多为悲凉之慢板。

  许多人在解读《秦腔》时,读出了“挽歌”的味道。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也许是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,原来的乡村生活及其文化形态正在分崩离析,如秦腔一般,成为绝唱。《收获》副主编程永新说,读完《秦腔》,他感觉心堵。《秦腔》所表现的,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。

  评论家郜元宝说,贾平凹是“中国一等伤心人”,《秦腔》满含辛酸之情。

  从陕西东南,沿丹江往下走,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,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,是贾平凹的出生和成长的故乡,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岁。他在祠堂改的教室里认了字,学会了各种农活,学会了秦腔,写对联、铭锦。棣花街虽小,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。在父亲去世之后,贾平凹把母亲接到西安同住。想起故乡的老街,想起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,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,贾平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为故乡写一本书。因为故乡将出现另一种面貌,而那将不再属于他。

  《秦腔》透过疯子引生的视角展现了清风街上近二十年来人们的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,小说中的大家族夏家就是贾家的剪影,其中很多角色都是以贾平凹家乡的各色人物为原型。在创作这部作品时,贾平凹始终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,他在《秦腔》的后记中这样写道:当我雄心勃勃地在二零零三年的春天动笔之前,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来的亡人,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,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个巨大的汉罐里,日日燃香,香烟袅袅,如一根根线端端冲上屋顶……

  小说中的清风街就是贾平凹的故乡,陕西省丹凤县棣花村里的棣花街,棣花村自古崇文尚墨,贾家是一个大家族,在当地颇有威望,贾平凹的父亲在县上教书,贾平凹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,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是威严而可敬的。

  但对一般阅读者来说,再没有这部新出版的《秦腔》来得那么复杂与困惑,甚至阅读本身也成为障碍:一个近200多万字的乡村故事,几乎没有一个中心事件,全是各家的柴米油盐,婚丧嫁娶,邻里纠纷与乡村闲话,就那么细箩筛面般地一点点往下漏。以至于有评论说,这已经不是一部乡村编年史,而是一部编时史。小说的各章之间甚至没有小标题提示,语言也是不经过任何转化的陕西方言,一些语词的生猛鲜活之处,大概只有陕西人才能领略。文字之间,不时穿插一些秦腔曲谱。而就小说叙述而言,虽然借用一个名叫引生的傻子的视角在讲述,但常常不自觉间又变成了全知视角。而这个一直对漂亮的秦腔演员白雪一往情深的傻子,在小说写不到30页时,就做了自我阉割,让后来的叙事变成一种欲望消弭之后的表达。

  在评论家看来一个纯熟的写作者所能消除的阅读障碍,贾平凹在他的新作中似乎都那么任性恣肆地横亘着,而从另一方面,他又从自身角度感受着写作的艰难———一种近乡情更怯的写作矛盾。面对故乡写作,对贾平凹不是第一次,他是携着商州踏入文坛的,那商州就像沈从文的湘西,成为一个作家的文学故乡,可以写得无比轻灵美好,寄托无限想象。而这次面对清风街,贾平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,贾平凹的笔触却明显变得滞重混沌:“我清楚,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,我将越来越陌生,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,苹果腐烂,如一泡脓水,或许它会淤在地里生出了荷花,愈开愈艳,但那都不再属于我,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,我有责任与感情写下它。”

  贾平凹以一种近乎乡村日志的方式为故乡立碑,这种碑已经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,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批评,而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。一些看似美好却又无法挽回的记忆以及近20年所面临的转型与迷茫,都融在张家长李家短的琐碎事中。到底吃饱了饭的农民应该往哪走,好好的土地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,古老的秦腔何以比不上流行歌曲的吸引力?乡民与乡政府的冲突根源又在何处?这种当下乡村所面临的焦虑与迷茫,弥漫于小说之中,又都沉潜在文字下面,表面碰触的,则绝对只是一些乡村里的寻常事,还有引生对秦腔女演员白雪无以复加的爱恋。在引生眼中如仙女般完美的白雪,最后也从辉煌的戏曲舞台走向乡村红白喜事的应景之地,连城里的作家也与她签下一纸离婚书,乡村命运与秦腔这一古老戏种的命运就这么互相叠合着,引出一声混沌苍茫的慨叹,而能传达这种慨叹的,大概只有那些秦腔曲牌与曲谱了。

  可以说,有了这些随时穿插的秦腔曲谱,小说《秦腔》细密的文字之下,便有了另一种声音。喜欢的人都自然会在小说日常的叙事中玩味沉醉。

  在《秦腔》这本书里,贾平凹对陕西方言的喜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全陕西方言造成了阅读上的秦腔韵味,得到的是某种乡土的体验,从而形成小说最基本的语言美感。贾平凹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早从《废都》《浮躁》中就表现出来,当时人们说他的语言特点一是空灵,二是动词名用,虚词实用,受古代散文影响较明显,贾平凹无疑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对汉语言文学最具贡献的一个,就连对他的创作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“语言天才”。从《废都》以来,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,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。他把从庄子散文到中国古代文人才子的笔记小说、白话小说的白描、对话,甚至肖像描写融汇于当代生活的口语之中,洒脱、简练,而又古朴、传神,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感。

  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民族生活和文化的活化石,就在于它丰厚的文化传承,贾平凹、余光中们对古代语言传统的重视,以及更多作家向民间的学习,不仅是文学之需要,而且是正本清源,尽自己改造并规范民族语言传统之责任,平凹式的简古倒装句,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语言的一大范式。

  在他的小说创作中,贾平凹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趣味,进行语言的冶炼,使他的小说语言闪现出艺术之光。

  2009。2。28。北京。

  (节选自鹏鸣世界文学研究专著《世界文学简论》一书)